陳永貴原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現在的大寨鄉）大寨生產大隊（現在的大寨村）的中共黨支部書記，后因在大災之年（1963年）發起“三不要三不少”運動而受到山西省委的重視；毛澤東更為此發動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
文革期間，陳永貴一度受到毛澤東的“提攜”，并于1975年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成為世界上唯一一位“文盲總理”！在1978年2月到3月舉行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陳永貴再次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但他后一屆的副總理沒有當到頭——1980年9月，在第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他被解除了副總理職務。
窮山溝里飛出去的“金鳳凰”
昔陽縣雖然很窮，卻也是一個重讀書的地方。據史料統計，從唐朝貞觀四年到清朝光緒十二年，這個縣曾出過三個狀元，一個探花，三十一個進士，而且在歷史上也出過“大官”——最高是尚書，但他們都是“知識分子”。
大寨村是這個縣里典型的窮山溝，距縣城幾里路，1949年之前只有幾十戶人家，以種地為生。在個小山村四周都是荒山，土地條件也很差，綠色植被向來很少，當地農民僅僅靠各家各戶在山溝里修少量分散的梯田為生，常年吃不飽肚子。
1952年，大寨建立合作社，并依靠集體力量戰勝惡劣的自然條件嘗到了豐收的甜頭。1956年，中國大地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高潮。在全國普遍試辦高級社的時候，大寨成立了高級社,老照片。大寨后來對農田進行了初步改造，連年取得豐收，生產的糧食不僅自給有余，還上交給國家。1958年，在全國大辦人民公社的熱潮下，大寨成為一個生產大隊，隸屬于大寨公社。
大寨的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擁有豐富的農業經驗，加之他在生產勞動中常常能“身先士卒”，在當時的黨員和群眾中享有很高的聲望。在當時“大躍進”的鋒芒下，山西省晉中地委很快就注意到了大寨，并將其樹為典型，作為全地區農業戰線的模范，陳永貴也連續多年當選為勞動模范和模范黨支部書記。
1959年12月，中共晉中地委在大寨召開學習大寨農業生產管理經驗現場會，此后，陳永貴的這個名字開始在山西地區流傳開來。
大災之年大喊“三不要，三不少”
1963年夏季，大寨大隊遭遇特大洪水，大批社員的房屋被沖毀，大量農民無家可歸；更慘的是，大寨人修了十幾年的梯田更是毀于一旦。當時，山西省委決定從國庫中調出一批救濟糧和救濟物資，從地方財政上再撥一部分救濟款，扶持大寨大隊。
但陳永貴和大寨黨支部卻在此時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決定——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資；當年社員口糧不少，社員收入不少，上交國家的統購糧不少。
這一口號在山西省委和晉中地委很多干部看來是“勇氣可嘉”，他們并不相信大寨農民能夠實現這一目標。但“奇跡”發生了，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隊的社員在陳永貴的帶領下，搶修梯田，重建房屋，搶種莊稼，經過幾個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災之年奪得了大豐收。據統計，大寨在1963年的糧食產量非但沒少，反而比上年增產，不僅社員的口糧充足，還能為國家上交余糧。

1964年:毛澤東接見錢學森和陳永貴
毛澤東號召 “農業學大寨”
1964年3月27 日，毛澤東南下，在河北邯鄲聽取了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的匯報。當時，毛澤東提出，搞社會主義教育，每一步驟都要緊密結合生產進行。
于是，陶魯笳提到了大寨和陳永貴。陶魯笳說，大寨在陳永貴帶領下，堅持政治掛帥，始終堅持在生產第一線參加勞動，管理上也有一套辦法，有制度，不繁瑣，干部工分與社員工分有差別但不懸殊，防止了高工分現象。毛澤東頓時對這一“奇人”大感興趣，他隨即要求陶魯笳上交陳永貴的材料。
同年5月10日，毛澤東在南京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匯報時，公開肯定陳永貴和大寨，并專門舉了“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說:“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他也不要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1964年5月10—13日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2月，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介紹了大寨經驗。一場浩浩蕩蕩的“農業學大寨”運動由是開展起來。
文革中不倒的“天然革命派”
文革爆發后，中國一片混亂，許多曾經炙手可熱的“實權派”一夜之間成為“人民的罪人”。但當時的陳永貴，不但沒有被打倒，反而成為天然的“革命派”。
1967年2月，陳永貴領導了昔陽縣的“奪權”運動，而后成為昔陽縣的最高領導人。借著這場東風，他“平步青云”，很快成為晉中地區革命委員會、山西省革命 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但他沒有搞大規模的武斗，而注重經濟建設。
當年9月，陳永貴作了題為《紅太陽照亮了大寨前進的道路》的長篇發言，把大寨經驗概括為是毛澤東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斗爭的產物。一年后，陳永貴在介紹大寨經驗時，除了談階級斗爭外，還把大寨經驗介紹為是抓“斗私批修”的結果，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教育人”的結果；大寨艱苦奮斗的精神、農業生產管理經驗和生產技術被放在了次位。

文盲總理“日理萬機”
在毛澤東后期的階級斗爭理論中，他主張打破知識分子的一統天下，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雖然經過二、三十年的改造，但世界觀仍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打破知識分子一統天下的辦法之一，就是讓工人和貧農、下中農“滲”進知識分子的汪洋大海中。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陳永貴作為一個半文盲才能榮登副總理的寶座。
1975年1月中旬，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陳永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陳永貴上臺后，分工管全國的農業，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做報告，不僅如此，他每天還要批閱很多的材料，這些材料都由他從昔陽縣帶到北京的秘書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說說，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劃出來給他看，認不得的地方給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劃個圈，或寫個“同意”。
“文盲總理”最頭疼的事情就是作報告。每當此時，他就先讓“秀才”們將他的“意思”譜成講稿，但文字稿他是不會念的，于是，昔陽縣專門為他印了一種稿紙——每一個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紙的四個格子大，行與行之間也空得寬，每一張紙只有一百個字左右。縣里有那么幾個熟悉他認字習慣的秀才，把他的講稿用正楷抄在這種 稿紙上，他不認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認得的同音別字。這種鬧劇，恐怕也只有文革時候的中國才有.
到文革后期，陳永貴的威望臻至頂峰，當時，除了毛澤東和周恩來，沒有一個人敢公開批評他。“四人幫”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罵陳永貴，但不敢公開批評，更不敢見諸文字。在毛澤東去世前，對陳永貴和大寨，全國都是一片表揚聲。
從副總理之位回歸農民本色
文革結束后，華國鋒喊出了“兩個凡是”，毛澤東余威尚嚴，“農業學大寨“運動也因此仍在原有軌道上運行，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有所強化，而陳永貴也繼續得到中央重用。
1977年，中共召開十一大，陳永貴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仍主管農業工作。在這段時間里，陳永貴繼續用過去的思維和口號，推動全國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工作。他的這一工作思想得到了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的支持。
1978年5月，中國開展了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次討論，也包括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運動。各種意見反映到中央后，中央認為這是事關中國農業發展道路的問題，時已進入中央主持工作的鄧小平對此表態，稱中央對在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爭論，暫不發文件，不下結論，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標準去實事求是地總結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經驗和教訓。
1980年上半年，山西省委對“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工作進行總結，后來還寫出了《關于全省農業學大寨經驗教訓的初步總結》。文件指出:大寨“左”的路線“需要體現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關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為農業戰線推行‘左’傾路線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以來，“在大寨和昔陽縣推行左傾路線，主要由陳永貴負責”（1980年8月 24日山西省委《關于全省農業學大寨經驗教訓的初步總結》）。
后來，鄧小平向山西省委轉發了這一文件，不久，陳永貴辭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會議上，“下臺”的陳永貴沒能當選為中央委員，但他住在北京部長樓里，生活待遇和從前一樣。
雖然退下了“總理”的神壇，但他仍保持著農民本色——哪里有勞動，就往哪里鉆；他擔任東郊農場顧問后，多次到農場幫助那里分析農業生產情況。
后記
從一名普通的農民、半文盲登上副總理之位，身上難以擺脫的始終是中國農民最純樸的土地情結。在他任副總理之時，每次回大寨，都不讓北京的警衛戰士同行，他說:“我是個農民，回家勞動，你們還能給全國農民都派上警衛戰士嗎?” “解甲歸田”以后，沒有了中央大員的頭銜，卻得到了最輕松的自由！
1986年3月26日，73歲的陳永貴老人去世。
附:陳永貴簡歷:
陳永貴(1914—1986)山西昔陽人。出身貧農家庭。國共內戰時期加入農會，參加本地土地改革運動。
1948年加入中共。中共建政后，先后任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政府生產委員，中共大寨村支部書記、大寨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被評為全國農業勞動模范。
1967年后，擔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等職。
19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被選為九屆中央委員。
1973年8月被選為中共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5年1月，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全國農業工作。
1976年10月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擁護作出拘禁審查“四人幫”的決定。
1977年繼續當選為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1980年9月辭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1983年起任北京市東郊農場顧問。是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1986年3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摘自“照片中國”的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3072606.html